腊月集

乡村集市- 腊月集- 赶集

这一篇是《腊月集》(简编版)的原文,文字 6000 ?多字,读完全文约 8 分钟,没时间的朋友可以看简编的。(戳这里直达《腊月集》(简编版)),还没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随便翻翻看看我画的小漫画就行了( ̄▽ ̄)”。

小时候,我有一条厚实的大棉袄,大红的花布棉袄,据说是我小姑妈穿过的,不过还很新。我穿上后总要把袖口挽起来差不多 10 厘米的一道,手才能露出来。天寒地冻大雪如席的时候,我就裹在这条大棉袄里面,像墙角的老狗一样哈着气看着远方。我还要穿着一条大棉裤,和大棉鞋,远远望去就是一个矮冬瓜——穿成这样,如果摔了一跤,基本上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爬起来——真的有一个“小老肥”有次摔了一跤自己爬不起来。

我们小孩子经常在寒冬的时候,穿成这样上学,或者赶腊月集,只不过其他男孩子大多是黑色或者绿色,我的是红色的。

自画小像

我们把准备年货的过程称作“办年”。小时候,乡下办年的过程很漫长,可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腊月集赶了一趟又一趟,堆在墙角或者柜子里的年货一点一点多起来,却总好像又有什么没买齐。我经常裹着大棉袄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听到爸妈唠叨。

“糖买了么?”

“糖袋买了多少?”

“红枣买了么?”

“水果买了么?”

“肉啥时候买?”

“大料买了么?”

“蒜苔买了么?”

“蜡买了多少?香呢?”

“对子纸啥时候买?”(早年我们的春联还是爷爷手写的。)

……

我搓了搓手,哈了哈气:“我明个儿要去赶集。”

“你作业写完了么就光想着溜?”

“写完了!”

“可是的呢?写多少了?”

“你看,你看这,”我哗啦啦飞快地数了几页,“这都是今天写的!”为了争取到赶集的机会,我接着说:“这两页还是多写的!”

“好,想去就去呗,谁管你。”

那时候我三爹一家还没搬走,和我三奶一家,我们三家被一层层的树木和竹林包围着,再外面是一圈水塘,在南面有一条两米宽的小路通到外面,再外面还是一层层的树木和竹林,我们像在一个孤岛上住了一年又一年。乡下的空气,在秋冬的时候竟然会有些甘冽,有一种泉水的味道。我常常被早起的鸟儿叫醒,朦胧间就听到竹林深处成群成群的铜嘴雀叽叽喳喳叫不停,仿佛都能看到它们在那棵大泡桐树上上蹿下跳——这是我每个傍晚看到的景象。

小院子

一层一层地穿上棉衣后走到四方的小院子里,小黑狗摇头摆尾地从墙角呼哧呼哧哈着气跑过来,绕着我抬起前腿扒上来,那时候我很小,我家的狗很轻易就扒到我肩头舔我的脸。对于我家的狗,我的内心总是有异样的情绪,夏天的时候我还抱着小不点的它在竹床上纳凉,一转眼它都快别比我大了,还有那只黄猫,早都能在树桠和房顶上跑来跑去了。

草草地吃过早饭后,我们相呼着就出门了。

下过的一场雪早就化了,泥巴路上总是湿漉漉的有些泥泞,寒霜趁夜一层一层地把枯枝败叶刷得灰白,把青瓦刷得灰白,把绿油油的麦田和荒草丛生的乡间小路刷得灰白。早上的时候,路面就被冻得硬梆梆的了,前一天的车辙脚印就僵化在那。太阳已经高过树梢了,往东方望去已经有些刺眼。此时的泥路已经有些微微地流汗了,慢慢走上大路,柏油路,人就渐渐多起来,有像我们一样刚出门的,也有已经从集市上回来的。男人们裹着大棉衣,戴着棉帽子;女人们裹着大棉衣,裹着头巾。回来的人有的挎着大竹篮子或者竹筐,有的扛着袋子,刚去的就比较悠闲地挎着篮子把手缩在袖筒里。晨光里,大家打着招呼。

“哟,二叔恁勤快,这都回来了,俺们才出门。”

“哈哈,趁早路不滑,办齐了么?”

“啥齐不齐,办年不就这回事儿嘛,哈哈。”

“是啊,哈哈,不耽误你们走了。”

这个三岔路口往左往右几公里外都是集市,而这个时候,也是摩的一年最忙的时候。十几辆摩的在路上来回跑着,刚停下来不过多少时间就载着一车人往集市去,路上碰到伸手的,往往还能挤挤,再遇到伸手的,干脆就站在车斗的脚蹬上“挂在”外面,或者跟摩的师傅挤挤坐在前面——这样一般是小孩,有一次我就挤在摩的师傅前座。视角的转变自然让人欣喜不已,为了不挡到师傅的视线,我要趴低一点,等车子开动跑起来,整个人就跟随车子左摇右摆,人也被风吹得眼泪哗哗的,但是我心里还是十分开心,像是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一样。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三五成群步行去集市,大家有说有笑很快就走了几里地。摩的就在来回的人群和车流中突突突地向前开,不肖几分钟就到集市的入口。不待下车就听到乱嗡嗡的声音,有叫卖声,有讨价还价的声音,还有一些打招呼、寒暄的声音,或者爹喊孩子娘喊儿的声音——毕竟来往人多,小孩子挤在人群中一不留神就容易走散。

这集市说来也简单,就是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摆摊的地方,街道两边住户都会把摊子从家里摆到很外面,在有空的地方就是从各个村子里来摆摊的。从摩的车厢里钻出来,跳下去,不待站稳,攒动的人头就会映满眼。

下车子的地方是几个理发的小摊子,那时候理发店很少,大都是这些散在各村的剃头的(理发师)逢集的时候摆摊,一个水桶,一个烧热水的炉子架着温热的水,再有一个盆架一只盆,身边再摆上一条大板凳这就算是“理发店”了。他们背集(乡下是隔一天逢集)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承包了我们整个童年理发的剃头师傅活氏也在那里(具体姓氏已经不知道了,只是大家都这么叫),如果一看到我他就会呲着牙笑,跟我打招呼,当然这里是有渊源的,就不在这里讲了。(参见《剃头》一文)

往前几步,路南边是卖大扫把、竹筐和看车子的,毕竟也有很多人骑车子过来,但是对于人多手杂的集市,车子被偷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儿。大部分人还是会把车子停在街上熟悉的人家里,比如我爷爷和爸爸经常会把摩托车停在街头的一家水果超市里。路北边是一个老太太带着几个孩子摆摊卖小玩意儿和小零食,这个摊子是大板车支起来的,很多村子里来摆摊的会选择用大板车装着货,到街上后用大板凳支起来就是货摊。

腊月集最多的自然就是跟年有关的东西,往前走到丁字街口的几十米里就有很多家卖春联、香蜡纸炮的——我们小孩子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

丁字路口中间有两个小摊子,一个是卖烧饼的,一个是卖卷馍的。如果把摩肩接踵的人群比作流水,这两个小摊子就是孤岛,不同的是孤岛不孤,总是有很多小孩子拉着大人围在旁边。有的孩子想吃烧饼,就问大人要钱,有的大人会给孩子买上几个烧饼,有的则一边扯着孩子一边走:“饭都不好好吃,净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买烧饼的小孩子自然喜笑颜开,被拉走的孩子则一边嗷嗷一边不舍地勾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饼摊,卖烧饼的师傅则永远低着头不急不慢笑呵呵地打着自己的烧饼。

打烧饼

我们把做烧饼叫做打烧饼。醒好的一大团面就堆在案板上,用白布盖着,案板边上是一个大大的铁皮桶炉子。打烧饼的师傅从面团上揪下一小团面髻子,捏点葱馅卷在面髻里提香,拿小面杖在满是面粉的案板上把面髻碾得薄厚均匀,撒些芝麻压实,俩手蘸些油,把面片放手上来回颠几下,瞅准时机,猫腰伸手往炉壁上一贴,“啪嗒”一下烧饼就被钉在了炉壁上,在滚热的大炉子里被红彤彤的炭炙烤着。然后打烧饼的师傅又接着做下一张饼了。烤好的烧饼就摆在炉沿上,任食客挑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烧饼都是一块钱5个,比成年男人的巴掌要大些,不是很厚,但是撒了很多芝麻,很香很酥。烧饼摊还有一罐仿佛永远都蘸不完的“蜂蜜水”,小孩子们拿着几张刚出炉的烧饼,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把蜂蜜水刷在烧饼上。

烧饼摊后边的街拐摆了几个大盆,能躺进去洗澡的那种大盆,盆里灌满了水插了几根管子,盆里就是还活着的鲢鱼、草鱼和滑不溜求的鲇鱼、黑鱼,一般这个点鲤鱼是没了。大盆旁边的地上铺着早就脏兮兮的一大块花雨布,堆了更多的早上运来的已经断气或者刚断气的鱼,卖鱼郎把各种鱼按照品种、新鲜程度、大小等粗略地分堆,人们就翻来翻去挑一条或者几条合适的鱼上秤约,还有人会守在旁边,等着大盆里刚翻白肚的鱼,这些鱼刚死就会被捞出来算作死鱼的价格。

往前走几步,路北边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翁。老翁怀里抱着一根比他高一些的大竹竿,竹竿上面用麻袋紧紧包裹着的稻草捆子,捆子上一圈一圈地扎着红灿灿的糖葫芦。老翁沙哑地喊着:“糖葫芦嘞,冰糖葫芦!”他总是把糖字和最后一个字拖老长的音。那时候在老家,能见到山楂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炖肉的大料里会有山楂片,还有一处就是被高高地扎在这里的糖葫芦。每个孩子见到糖葫芦的时候,心里仿佛都激活了一头西班牙斗牛,毕竟烧饼常年有,糖葫芦似乎只有这一季。最早的时候糖葫芦几乎全是山楂的,最下面扎着几颗苹果的。后来又有了橘子的、葡萄的、草莓的,这些年又见过更多种类的,我还是最喜欢最原始的山楂的,不剖开不去籽的那种。

糖葫芦

我多次想买一串糖葫芦,妈妈总是拉着我走,后来我长大了有次问她为什么,她说,那老头那么脏,鼻涕邋遢的,谁知道他糖葫芦干净不。所以,我小时候吃糖葫芦的次数屈指可数,糖葫芦的味道也就变成了童年的一个迷,后来我吃了很多种的糖葫芦,可是始终记不得童年的糖葫芦应该是什么味道。

或许因为缺憾的原因吧,糖葫芦俨然成了童年里最美的东西,因为我始终记得从厨房里的大料里偷山楂干,一个人躲起来,小心翼翼地从手心拿出混了八角桂皮香味的山楂干塞进嘴里,含了好久,等山楂干软了一点就用牙齿一点一点地铲下,细细地咀嚼,馋得口水直流。

卖糖葫芦的老翁对面是当时唯一的一家澡堂子,如果这个点来洗澡基本上就是下面疙瘩了,所以泡澡的话一般要在鸡不叫就起床。浴池门前是一个很大的水果摊,她家水果种类还比较齐全,各种品类的苹果、酥梨、橘子,还有那时候老家不太常见的香蕉、葡萄、提子都有。我小时候吃的水果80%以上都是她家的,以至于老板娘经常开玩笑叫我“这儿子”,“这儿子天天笑咪兮兮的!”“这儿子长这么快!”,我是极不愿意的,给我拿水果吃我都不愿意的——总觉得像是说“这孙子”。

还有些小买卖是要走着卖的,当然,刚才讲的卖糖葫芦的老翁偶尔也会扛着糖葫芦在街上走来走去吆喝着。卖灶爷的老妪会把厚厚的一沓印着灶爷灶奶的花花绿绿的纸搭在左胳膊上,紧紧抱在胸前,慢悠悠地在人群中挤着往前走。请灶爷,是过小年的习俗,我们叫“祭灶”,但是在我们老家,只有几个姓氏的才过祭灶,我家的姓氏并不在列,所以从小我们就没过祭灶,更不用讲请送灶爷了。

灶爷-灶马爷

灶爷像

灶爷上天述职骑的是灶马,灶马顶着马的名头,却不是马,而是一种昆虫,像短翅膀的蟋蟀,身子两厘米长,但是触须往往比身子要长很多,后腿弹跳能力很强,所以有卖灶爷像的,也有卖灶马的,因为我家不过祭灶,不需要请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在近前仔细观察过这种物件。大概是一种半拃长的似马非马似虫非虫的用旧报纸做的纸扎吧,也是挂在竹竿上,由一个少年扛在肩上挑起来卖。

往前走,有一条小沟横过街道,基本上与路面平齐的“桥”,不知为何有两种称呼:一种叫法是“街沟子”,还有一种叫法是“天桥”——或许这里曾经是天桥吧。路北面的天桥边是一家卖猪肉的,肥头大耳的大叔,常年穿着一条深蓝色油兮兮的罩衣,肥厚的大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尖头屠刀,油腻腻的案子上还放着一把大砍刀、一把像大锥子一样的工具,还有其他的几种类型的刀具。他身后挂着几扇猪肉,和一串猪下水,案子下面有时还会有一盆猪血。他笑眯眯地看着过往的人群,无论是谁来他都会说:“今天刚杀的猪,我给你挑一块最好的,你看,你看这块多好!”

街中间,路南边有一家衣服店,大人们都叫老板娘“小马”,小时候几乎我们的所有衣服,家里的床单被罩都是她家的,还好后来陆陆续续又开了几家,选择也稍微多了一点。

往前走一点,路南边是一家摆摊卖蔬菜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红的绿的辣椒、西红柿,嫩黄的蒜黄、韭黄,翠绿水灵的芹菜,翠白相映的香葱、蒜苗,嫩绿的西葫芦,清甜的翠萝卜、藕节,还有成堆成堆的大白菜、菠菜、香菜,成捆成捆的豆角、蒜苔都满满地摆一地给人挑选。我只记得那家老太太异常肥硕,花白的头发,大大的脑袋,眼睛眯缝着,两腮的肉耷拉着,乳房鼓囊囊地垂到肚子上,肚子上的肉又都搭在坐着的大腿上,快赶上我腰粗的大腿紧绷绷地撑着裤子,好像肥肉随时能嘣出来一样。她永远坐在一堆菜后面的很小的矮板凳上,只有偶尔够不到人家递过来的菜她才一只手按在地上,身子往前倾一倾把菜连塑料袋往这边拉拉,然后坐在小板凳上称重——当然,有时候她干脆就坐在地上,或者铺在地上摆蔬菜的蛇皮袋上。至于她身边同样很忙活的男人是他丈夫还是儿子什么的我早都不记得了,因为小孩子才不关心买了哪些蔬菜,有肉有甜才是过年呐。

卖蔬菜的摊子斜对过是一个卖酵子的,又叫酵头,一般是蒸馒头用的。酵子是用煮熟的江米拌酒酵在一定的温度下持续发酵得到的,有的地方或许叫做米酒吧?卖酵子的老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两个竹篮筐,这竹篮筐一看就觉得是专门用来放酵子盆的——长长的一条街就他有这篮子。篮把细长,那时候感觉有我那么高,篮筐下面还有四个瘦高的小腿。“打”这个字很有意思,用的次数也很频繁,除了上面讲的打烧饼,还有这里的“打酵子”,此外还有打醋、打酒、打酱油等。你跟老翁讲:“打5毛钱的酵子。”他就一边应着,一边从旁边竹篮筐里拿过一个小碗,套上最便宜最原始最薄的那种塑料袋,有时候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黄色的,然后半掀开盖在酵子盆上的用秫葶(高粱秸秆)纳的盖子,用一片锃亮的不锈钢片沿着之前刮过的酵子边上再一片片地片下差不多五厘米见方一厘米厚的酵子,片几块舀点酵子水就盖上盖子,然后买酵子的就会喊着:“再给点,再给点。”他就一边系袋子一边努着嘴摇着头:“够了,够了,不亏你的。”只需要买5毛或者1块钱的酵子来蒸馒头就能用好久。他旁边的那个框里还有一些比乒乓球小不了多少的小曲子,有的地方叫做酒曲或者酒母。

酵子

家里年底一般都会做一盆酵子,年下用来配合蜜枣葡萄干做甜汤。大概就是蒸了一锅江米,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酒曲粉末撒进去,然后放在一个温度较高的地方,比如在大锅里烧一锅热水,然后把酵子盆放在锅里盖上锅盖,或者把酵子盆盖着盖子放在有电热毯的被子里。这些我是不关心的,我只知道酵子好的时候,趁妈妈不注意,拿勺子挖一大勺连着米酒倒进嘴里,甜丝丝冰凉凉的,还有米酒特殊的香味。我总以为就像大料袋子里的山楂干一样,妈妈不会发现我偷吃了。有次妈妈问我:“你又偷吃酵子了吧?”我当然矢口否认,妈妈就一边笑着一边说:“你以为我心里没数么?”

总是在街中间我会遇到扛着竹竿架子卖风车、小灯笼的老翁,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把各种亮闪闪的彩色的塑料纸折成的花花绿绿的风车,钉在一拃长的秫葶上(高粱秸秆)。老翁怀里紧紧抱着一根一人多高的大毛竹,毛竹从齐胸高的地方钉几排长长的横竖交叉的竹片。花花绿绿的风车就钉在这些竹片上,风吹过时,那么大一片风车齐整整地哗啦啦地转着,莎莎地唱着,风车下面挂着一排小灯笼也跟着左摇右晃。偶尔没风时,老翁也取下一只风车拿在手里缓缓地来回摇着,让风车转起来。我总以为老翁和卖灶马的少年,和卖灶爷像的老妪是一家的——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迷了。

风车

集市中间,有一个小房子似乎特别能吸引老翁们聚在一起,因为我几乎每次都能在那里碰到我姥爷和几个老翁笑盈盈地谈天说地,所以每次从那里过,我都特别留意。他住的村子正好也算在两个集市中间,那时候,他腿脚还利索,还能骑大自行车,所以几乎每天都赶集,如果哪天突然去他家,姥姥总是讲:“你姥爷赶集还没回来呐。”然后等近午时听着屋后叮啷啷的大自行车的声音就知道他回来了:“哎呀呀,还好今天割了几斤肉!”当然,后来他腿脚不利索了,换了老年电动三轮还是几乎每天赶集。

如果他说:“来来,我还怕碰不着你们呐,刚打的烧饼还热乎呐,抹了蜂蜜水,可香了!”就会从身边的小袋子里拿出厚厚一袋烧饼递过来。

如果他说:“走走,我还没买东西呐,我带你买几个烧饼去吧,刚打的烧饼抹蜂蜜水,可香了!”说着他就会跟几个老翁告别。

不到罢市,这里永远都是人山人海,仿佛永远都有人要来赶集,仿佛永远都有买不完和卖不完的东西。

篮筐满了,麻袋也满了,小孩子的手里攥着的糖葫芦或者烧饼也快吃完了,女人挎着篮筐扯着孩子,男人扛着麻袋,或者小孩子紧紧拽着抽不开手的大人的衣角,跟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往集市的两边走去,骑车子来的就找车子,没骑车子的就找摩的。

“可走啊?”

“坐上就走!”

“骗谁呐?你那还差几个人?”

“坐上来不就快了么?紧着不来不就紧着不够么?哈哈。”

说着摩的师傅就会上来帮你把东西塞到摩的里,摩的车斗左右前三面钉了小条凳,先来的人就往里坐,如果离家比较近就站在摩的旁边等人来的差不多了就坐在靠外面,好半道下车。返程的摩的总是挤得满满的,座位下和中间都摆满了人们买的年货,只留下一点狭小的放脚的地方。

摩的继续突突突地在路上跑着,人们继续跟着左右摇晃,集市渐渐地远去,人声渐渐地远去,家越来越近,新年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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