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腊月集(简编版)

腊月集(简编版)

这一篇是《腊月集》的简编版,文字删掉了2000多字,剩余不到4000 字,读完全文约 5 分钟,本文只保留了比较有意思的情节,喜欢的朋友们如果时间充足可以直接去看看原版的。(戳这里直达《腊月集》原文

小时候,我有一条厚实的大棉袄,大红的花布棉袄,据说是我小姑妈穿过的,不过还很新。我穿上后总要把袖口挽起来差不多10厘米的一道,手才能露出来。天寒地冻大雪如席的时候,我就裹在这条大棉袄里面,像墙角的老狗一样哈着气看着远方。我还要穿着一条大棉裤,和大棉鞋,远远望去就是一个矮冬瓜——穿成这样,如果摔了一跤,基本上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爬起来——真的有一个“小老肥”有次摔了一跤自己爬不起来。

我们小孩子经常在寒冬的时候,穿成这样上学,或者赶腊月集,只不过其他男孩子大多是黑色或者绿色,我的是红色的。

自画小像

我们把准备年货的过程称作“办年”。小时候,乡下办年的过程很漫长,可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腊月集赶了一趟又一趟,堆在墙角或者柜子里的年货一点一点多起来,却总好像又有什么没买齐。

这集市说来也简单,就是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摆摊的地方,街道两边住户都会把摊子从家里摆到很外面,在有空的地方就是从各个村子里来摆摊的。从摩的车厢里钻出来,跳下去,不待站稳,攒动的人头就会映满眼。

集市入口的地方是几个理发的小摊子,那时候理发店很少,大都是这些散在各村的剃头的(理发师)逢集的时候摆摊,一个水桶,一个烧热水的炉子架着温热的水,再有一个盆架一只盆,身边再摆上一条大板凳这就算是“理发店”了。他们背集(乡下是隔一天逢集)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承包了我们整个童年理发的剃头师傅活氏也在那里,如果一看到我他就会呲着牙笑,跟我打招呼。(参见《剃头》一文)

腊月集最多的自然就是跟年有关的东西,往前走到丁字街口的几十米里就有很多家卖春联、香蜡纸炮的——我们小孩子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

丁字路口中间有两个小摊子,一个是卖烧饼的,一个是卖卷馍的,总是有很多小孩子拉着大人围在旁边。有的孩子想吃烧饼,就问大人要钱,有的大人会给孩子买上几个烧饼,有的则一边扯着孩子一边走:“饭都不好好吃,净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买烧饼的小孩子自然喜笑颜开,被拉走的孩子则一边嗷嗷一边不舍地勾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饼摊,卖烧饼的师傅则永远低着头不急不慢笑呵呵地打着自己的烧饼。

打烧饼

我们把做烧饼叫做打烧饼。醒好的一大团面就堆在案板上,用白布盖着,案板边上是一个大大的铁皮桶炉子。打烧饼的师傅从面团上揪下一小团面髻子,捏点葱馅卷在面髻里提香,拿小面杖在满是面粉的案板上把面髻碾得薄厚均匀,撒些芝麻压实,俩手蘸些油,把面片放手上来回颠几下,瞅准时机,猫腰伸手往炉壁上一贴,“啪嗒”一下烧饼就被钉在了炉壁上,在滚热的大炉子里被红彤彤的炭炙烤着。然后打烧饼的师傅又接着做下一张饼了。烤好的烧饼就摆在炉沿上,任食客挑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烧饼都是一块钱5个,比成年男人的巴掌要大些,不是很厚,但是撒了很多芝麻,很香很酥。烧饼摊还有一罐仿佛永远都蘸不完的“蜂蜜水”,小孩子们拿着几张刚出炉的烧饼,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把蜂蜜水刷在烧饼上。

往前走几步,路北边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翁。老翁怀里抱着一根比他高一些的大竹竿,竹竿上面用麻袋紧紧包裹着的稻草捆子,捆子上一圈一圈地扎着红灿灿的糖葫芦。老翁沙哑地喊着:“糖葫芦嘞,冰糖葫芦!”他总是把糖字和最后一个字拖老长的音。那时候在老家,能见到山楂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炖肉的大料里会有山楂片,我始终记得从厨房里的大料里偷山楂干,一个人躲起来,小心翼翼地从手心拿出混了八角桂皮香味的山楂干塞进嘴里,含了好久,等山楂干软了一点就用牙齿一点一点地铲下,细细地咀嚼,馋得口水直流,还有一处就是被高高地扎在这里的糖葫芦。每个孩子见到糖葫芦的时候,心里仿佛都激活了一头西班牙斗牛,毕竟烧饼常年有,糖葫芦似乎只有这一季。最早的时候糖葫芦几乎全是山楂的,最下面扎着几颗苹果的。后来又有了橘子的、葡萄的、草莓的,这些年又见过更多种类的,我还是最喜欢最原始的山楂的,不剖开不去籽的那种。

糖葫芦

卖糖葫芦的老翁对面是当时唯一的一家澡堂子,如果这个点来洗澡基本上就是下面疙瘩了,所以泡澡的话一般要在鸡不叫就起床。浴池门前是一个很大的水果摊,她家水果种类还比较齐全,各种品类的苹果、酥梨、橘子,还有那时候老家不太常见的香蕉、葡萄、提子都有。我小时候吃的水果 80% 以上都是她家的,以至于老板娘经常开玩笑叫我“这儿子”,“这儿子天天笑咪兮兮的!”“这儿子长这么快!”,我是极不愿意的,给我拿水果吃我都不愿意的——总觉得像是说“这孙子”。

还有些小买卖是要走着卖的,当然,刚才讲的卖糖葫芦的老翁偶尔也会扛着糖葫芦在街上走来走去吆喝着。卖灶爷的老妪会把厚厚的一沓印着灶爷灶奶的花花绿绿的纸搭在左胳膊上,紧紧抱在胸前,慢悠悠地在人群中挤着往前走。请灶爷,是过小年的习俗,我们叫“祭灶”,但是在我们老家,只有几个姓氏的才过祭灶,我家的姓氏并不在列,所以从小我们就没过祭灶,更不用讲请送灶爷了。

灶爷-灶马爷
灶爷上天述职骑的是灶马,灶马顶着马的名头,却不是马,而是一种昆虫,像短翅膀的蟋蟀,身子两厘米长,但是触须往往比身子要长很多,后腿弹跳能力很强,所以有卖灶爷像的,也有卖灶马的,因为我家不过祭灶,不需要请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在近前仔细观察过这种物件。大概是一种半拃长的似马非马似虫非虫的用旧报纸做的纸扎吧,也是挂在竹竿上,由一个少年扛在肩上挑起来卖。

往前走,有一条小沟横过街道,一座基本上与路面平齐的“桥”,我们叫“天桥”——或许这里曾经是天桥吧。路北面的天桥边是一家卖猪肉的,肥头大耳的大叔,常年穿着一条深蓝色油兮兮的罩衣,肥厚的大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尖头屠刀,油腻腻的案子上还放着一把大砍刀、一把像大锥子一样的工具,还有其他的几种类型的刀具。他身后挂着几扇猪肉,和一串猪下水,案子下面有时还会有一盆猪血。他笑眯眯地看着过往的人群,无论是谁来他都会说:“今天刚杀的猪,我给你挑一块最好的,你看,你看这块多好!”

往前走一点,路南边是一家摆摊卖蔬菜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红的绿的辣椒、西红柿,嫩黄的蒜黄、韭黄,翠绿水灵的芹菜,翠白相映的香葱、蒜苗,嫩绿的西葫芦,清甜的翠萝卜、藕节,还有成堆成堆的大白菜、菠菜、香菜,成捆成捆的豆角、蒜苔都满满地摆一地给人挑选。我只记得那家老太太异常肥硕,花白的头发,大大的脑袋,眼睛眯缝着,两腮的肉耷拉着,乳房鼓囊囊地垂到肚子上,肚子上的肉又都搭在坐着的大腿上,快赶上我腰粗的大腿紧绷绷地撑着裤子,好像肥肉随时能嘣出来一样。她永远坐在一堆菜后面的很小的矮板凳上,只有偶尔够不到人家递过来的菜她才一只手按在地上,身子往前倾一倾把菜连塑料袋往这边拉拉,然后坐在小板凳上称重——当然,有时候她干脆就坐在地上,或者铺在地上摆蔬菜的蛇皮袋上。至于她身边同样很忙活的男人是他丈夫还是儿子什么的我早都不记得了,因为小孩子才不关心买了哪些蔬菜,有肉有甜才是过年呐。

卖蔬菜的摊子斜对过是一个卖酵子的。酵子是用煮熟的江米拌酒酵在一定的温度下持续发酵得到的,有的地方或许叫做米酒吧?卖酵子的老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两个竹篮筐,这竹篮筐一看就觉得是专门用来放酵子盆的——长长的一条街就他有这篮子。篮把细长,那时候感觉有我那么高,篮筐下面还有四个瘦高的小腿。“打”这个字很有意思,用的次数也很频繁,除了上面讲的打烧饼,还有这里的“打酵子”,此外还有打醋、打酒、打酱油等。你跟老翁讲:“打5毛钱的酵子。”他就一边应着,一边从旁边竹篮筐里拿过一个小碗,套上最便宜最原始最薄的那种塑料袋,然后半掀开盖在酵子盆上的用秫葶(高粱秸秆)纳的盖子,用一片锃亮的不锈钢片沿着之前刮过的酵子边上再一片片地片下差不多五厘米见方一厘米厚的酵子,片几块舀点酵子水就盖上盖子,然后买酵子的就会喊着:“再给点,再给点。”他就一边系袋子一边努着嘴摇着头:“够了,够了,不亏你的。”他旁边的那个框里还有一些比乒乓球小不了多少的小曲子,有的地方叫做酒曲或者酒母。

酵子

家里年底一般都会做一盆酵子,年下用来配合蜜枣葡萄干做甜汤。大概就是蒸了一锅江米,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酒曲粉末撒进去,然后放在一个温度较高的地方,比如在大锅里烧一锅热水,然后把酵子盆放在锅里盖上锅盖,或者把酵子盆盖着盖子放在有电热毯的被子里。这些我是不关心的,我只知道酵子好的时候,趁妈妈不注意,拿勺子挖一大勺连着米酒倒进嘴里,甜丝丝冰凉凉的,还有米酒特殊的香味。我总以为就像大料袋子里的山楂干一样,妈妈不会发现我偷吃了。有次妈妈问我:“你又偷吃酵子了吧?”我当然矢口否认,妈妈就一边笑着一边说:“你以为我心里没数么?”

总是在街中间我会遇到扛着竹竿架子卖风车、小灯笼的老翁,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把各种亮闪闪的彩色的塑料纸折成的花花绿绿的风车,钉在一拃长的秫葶上(高粱秸秆)。老翁怀里紧紧抱着一根一人多高的大毛竹,毛竹从齐胸高的地方钉几排长长的横竖交叉的竹片。花花绿绿的风车就钉在这些竹片上,风吹过时,那么大一片风车齐整整地哗啦啦地转着,莎莎地唱着,风车下面挂着一排小灯笼也跟着左摇右晃。偶尔没风时,老翁也取下一只风车拿在手里缓缓地来回摇着,让风车转起来。我总以为老翁和卖灶马的少年,和卖灶爷像的老妪是一家的——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迷了。

风车

篮筐满了,麻袋也满了,小孩子的手里攥着的糖葫芦或者烧饼也快吃完了,女人挎着篮筐扯着孩子,男人扛着麻袋,或者小孩子紧紧拽着抽不开手的大人的衣角回家去,集市渐渐地远去,人声渐渐地远去,家越来越近,新年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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