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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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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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Windows 中 Chromium “缺少 Google API 密钥” 和无法登陆账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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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天灯

放天灯

我们的乡下并没特定的晒谷场,我指的是那种常年空着就留着晒东西的场地。我们不种谷不种稻,自然也不叫晒谷场,我们只叫它单字一个“场”。新收的粮食,比如小麦或者玉米就在场上晒着,等风来的时候用木锨迎风扬掉粮食中的杂物,叫做“扬场”。这个场一般就是自己家的一块地,离家近点,光照比较充足,最好要带一些树荫,毕竟炎炎夏日偶尔需要休息一下不必跑得太远。新收完粮食的田地肯定是不平整的,哪怕是整过的地也会有些坑洼,就需要用一个小石磙来帮助把地压平,这个石磙还能在那个没什么机械化的年代用来做脱粒工具。

除了做农活,小石磙还有一项伟大的使命,那就是供小孩子的娱乐,除了滚石磙玩儿,我们还用来糊天灯。不要纠结滚石磙有什么好玩儿的,在那个都能尿尿和泥玩儿的年代,滚石磙已经是很高级的游戏了。

我们放天灯一般就是年底,那时候没什么娱乐,一帮小孩可以糊一只天灯开开心心地玩几个小时。

找一个晴朗的傍晚,在场边,把小石磙立起来,大哥比划着把细细的铁丝两头连着,稍稍一拧,一个比石磙粗点的圆圈就做好了。再用几条两三毫米宽的秫篾等距离绕着小石磙扎起简单的骨架,天灯的基本型就做好了。高粱穗子后面有节细长的杆子,秫篾就是外面的那层壳剥离来的,像竹篾一样有韧性,还很锋利,但是比竹篾要薄很多,也轻很多,糊天灯的骨架除了需要韧性外,自然越轻越好了,所以就选择了秫篾。

骨架糊好后,就开始把轻薄的纸糊在骨架上,稍等一下薄薄的浆糊干了就可以从小石磙上取下天灯了。最后用两根细铁丝交叉拧成十字形,四端拧在底端的那个圆圈上,用鸡蛋大一团沾了煤油的旧棉花固定在十字中心,这个天灯就糊好了。

等傍晚时,夕阳微醉,歪在西边村庄的时候,风儿也微微地飘起来。我们浩浩荡荡的一拨小孩来到空旷的田野,大哥双手托起天灯的底,二哥早就掏出火柴在旁边摩拳擦掌了,只待大哥说一句:“点,点。”二哥刺啦一声划着火柴,引着沾了煤油的旧棉花团。我们就全神贯注地围在旁边,仿佛那火柴那团棉花是大家如炬的眼神引燃的一样。

放天灯

过了一会儿,大哥感觉天灯有些微微的顶手,想向上飞,他就会微微地往上托起天灯,试试能不能飞起来,如果天灯缓慢地又落到他的手里,说明收纳到筒子里的热气还是没有足够的能量让它飞起来。来回试了几次,天灯终于缓缓地向上飞去,慢慢地朝着一个方向偏去,我们就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摇曳的天灯。

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就嗷嗷地欢呼着:“不会掉下来了,不会掉下来了!”

天灯继续向前慢慢地飘去,我们就跟在下面昂着头追着跑,如果顺利的话就追很远,甚至跑过几个村子,路上还有其他村子的小孩子一起来跟着跑。除了看天灯,还是为了防止意外让天灯落在不该落的地方,比如谁家的房顶,那时候还有不少泥胚房,房顶是厚厚的芦草用泥浆压着的,年久失修芦草会有一部分露出来,如果未燃完的天灯落上去没人看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有时候天灯也会被树枝挂住,运气好的话,很快借着风,它自己又能拜托树木的魔爪,继续高升。当然,很多时候就是摇摆一会儿,自燃了。我们就眼巴巴地在树下随着天灯的死活一起为它打气:“左,左,左,往左,对,往左,对,对,右!右!往右!”如果它摆脱了魔爪,我们又是一阵欢呼,如果它壮烈牺牲了,会有个孩子在一群人的唏嘘声中哧溜溜爬上树把燃完剩下的铁丝圈拿下来,带回去后,挑个日子还能再糊一个。

人总是很矛盾的,比如会用蜜糖糊住灶爷的嘴巴,免得他上天述职时“说坏话”,可是又在祈求的时候叨念着:“上天言好事。”再比如,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点一盏天灯,写上吉祥话让它飘向远方,但是如果这灯落在了谁家房上就会被认为不吉祥——前提是已经没有火星了,也引不起火灾了。

我要去泰山看日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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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了一个多星期后,周日的时候一觉醒来, …

杀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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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我和我爸爸、大爸、叔 …

《小时候》系列文章新年活动之《 封糖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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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白砂糖、红糖等晶体颗粒糖)或许曾经是很紧俏的物资吧,小时候,谁家有人生病了去探病,要带两袋白糖,谁家媳妇儿添丁进口了,要带两袋红糖,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就更不用说了,这或许是从凭票供应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吧。糖一定是要放在所有的礼品最上面,因为糖袋不经压很容易就破了。

糖的甜味天生带有治愈的功能,天生就象征着甜蜜和幸福。乡下谁家娶媳妇儿,迎亲的队伍总要起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还要靠一帮男人扛着大红花轿走很远的路去接新娘子,后来就好些了,随着机动车的普及,中间很长的路可以省掉了,在新郎家门口一帮人连花轿装上最大的那辆车,到了新娘家的村口下来,几个人扛着花轿颠颠地和迎亲队伍去接新娘子了。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很难给早上迎亲的队伍和一大早就来帮忙的亲友们准备丰盛的早餐,所以新郎家会在之前的某一天从卖油条的那里订很多油条,告诉人家哪天大概哪个时间送到哪个庄子谁家。等到这一天一大早,大家就端一碗热腾腾的白糖水,站在新郎家院子内外,三五人一堆吃油条,这就算是早餐了。还有大年初一的早晨第一口一定是一碗红糖水,象征着一年的甜甜蜜蜜。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买封装好的糖,因为封装好的糖也是店铺的老板自己封的,反正腊月有大把的闲时间,不如自己买了糖袋自己封,想装多少一袋,自己可以控制。

白糖袋是很薄很薄的塑料袋,比街边卖小吃的那种袋子厚不了多少,长方形的,长大概十二三厘米,高大概十八九厘米吧,如果装得鼓鼓囊囊的大概能装一斤左右的白砂糖。袋子是透明的,一边敞口,袋子上面单色印着红色的福字、腊梅、灯笼之类的图案。同样,在买之前家里会算好有多少家亲戚要走动,每家几袋,自己留用多少袋,大概需要多少斤白糖,多少斤红糖,多少斤果子(京果),等赶集的时候去小卖部一下备齐。

白糖袋

▲小时候白糖袋和这个样子差不多,不如这个厚实,更没有自封口。(图来自阿里巴巴)

小卖部的糖或者果子是装在一个有塑料袋内衬的大蛇皮袋里,一般袋子上用浅蓝色的字印着“ XX 牌优质白砂糖”——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老板,称 30 斤白糖。”

“好嘞。”

老板就解开蛇皮袋的袋口,用小盆挖一盆糖装进大号的塑料袋,放到盘秤上,然后再一点点加,直到够斤两:“三十斤零一两,一两不收你钱了。”然后他就把蛇皮袋袋口顺着一个方向拧,窝一下,然后拿刚才那小盆倒扣在上面压住。

“再拿 45 个糖袋。”

“好,我给你拿。”

说着,老板就会转到柜台后面从一沓糖袋中数。

“你看我买这么多东西,你不多给几个?万一有破的我还得回来。”

“好好,多给你几个。”

数完糖袋,老板就会再给白砂糖的大塑料袋外面套两层袋子。

大概腊月底的某一天下午,吃过午饭(乡下午饭吃得晚,有时候吃完就两点多了),爸爸就把小方桌(小饭桌)搬到堂屋(正屋),找一张旧报纸铺在桌子上,拎出一大袋子白砂糖,拿出糖袋,找一把小锯条(十几公分长的像厘米尺一样的),一杆带盘子的小秤,一个小碗或者饭勺,点上一根蜡烛,搬个小板凳坐在小桌前,开始封糖袋了。

我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凑热闹,偶尔趁爸爸不注意,蘸散落在旧报纸上的糖粒放嘴里。

他先拿小碗或者饭勺舀些白糖倒到秤盘里,然后称重,大概需要 8 两,然后我就捻开一张糖袋,俩手张着糖袋,让他把秤盘里的白糖灌进糖袋里。灌好后,他就接过鼓囊囊的糖袋,拿起小锯条,有齿的一边贴着袋口下约两公分的地方,然后把袋口上那两公分的袋子向里折下来,这样糖袋正好把锯条夹在里面了。他小心翼翼,但很从容地拿着糖袋,沿着锯条的一端匀速地从蜡烛红彤彤的火焰中穿过,然后取出锯条,这样一袋糖就封好了,平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拍拍,只要不漏就是完美的。

虽说这糖袋上会印着 “ 500 克” 但是几乎从来不会有人真的封一斤,因为年下拜年的时候总会上演拉锯大战。过了初一就要开始按照辈分高低关系亲疏去亲戚家拜年了,在我极小的时候,拜年无非是包里塞两瓶好酒,放两斤糖,有时候再加两斤果子。一般对方会把酒全收了,把糖或者果子全部或者留一半让来客带回去,两相都会怕薄了面子,就会挣来扯去,借着酒劲,轻则糖袋就会被扯破,重则可能连背包或者衣服都被扯破。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人追出家门很远,在村子口为了两包糖拉来扯去。

“经过我的计算,这糖袋装 8 两正好,多一两都容易撑破,少一两都觉得太少了。”

封糖袋

红糖和果子也都是按照类似的形式封装好,也会留下一些放在橱子里方便自己家使用。封好的糖就堆在条几的一头,几十袋码在一起像一座小山一样,当然,这里不会是它们长久的处所,因为堂屋在农村算是香火最旺的地方,到过年每天要焚香、点着蜡烛、烧纸祈福等等,火星儿伴着烟尘或者火纸会飘得到处都是,这薄薄的一层塑料袋哪能经受的住火星儿的考验。

后来,再也见不到拉锯大战了,因为一则糖似乎要退出拜年礼物的舞台了,它在一波波的经济化大潮中变得不再紧俏,随处可以买到,老百姓也更能随处得到“甜蜜”,年下即使去再寻常的亲戚家里拜年,也要整箱整箱的酒了,而糖呢?估计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拿来捎带着送礼,毕竟有些记忆是有专属年代的;二则呢?物资丰富了之后,两相都不再怕因为不撕扯一番薄了面子,拜年礼物基本上就照单全收了。

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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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有两门作业特别有意思,一门曰“小字”, …

《小时候》系列文章序言和目录

《小时候》系列文章序言和目录

《  小时候  》自序

腊月集(简编版)

腊月集(简编版)

这一篇是《腊月集》的简编版,文字删掉了2000多字,剩余不到4000 字,读完全文约 5 分钟,本文只保留了比较有意思的情节,喜欢的朋友们如果时间充足可以直接去看看原版的。(戳这里直达《腊月集》原文

小时候,我有一条厚实的大棉袄,大红的花布棉袄,据说是我小姑妈穿过的,不过还很新。我穿上后总要把袖口挽起来差不多10厘米的一道,手才能露出来。天寒地冻大雪如席的时候,我就裹在这条大棉袄里面,像墙角的老狗一样哈着气看着远方。我还要穿着一条大棉裤,和大棉鞋,远远望去就是一个矮冬瓜——穿成这样,如果摔了一跤,基本上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爬起来——真的有一个“小老肥”有次摔了一跤自己爬不起来。

我们小孩子经常在寒冬的时候,穿成这样上学,或者赶腊月集,只不过其他男孩子大多是黑色或者绿色,我的是红色的。

自画小像

我们把准备年货的过程称作“办年”。小时候,乡下办年的过程很漫长,可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腊月集赶了一趟又一趟,堆在墙角或者柜子里的年货一点一点多起来,却总好像又有什么没买齐。

这集市说来也简单,就是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摆摊的地方,街道两边住户都会把摊子从家里摆到很外面,在有空的地方就是从各个村子里来摆摊的。从摩的车厢里钻出来,跳下去,不待站稳,攒动的人头就会映满眼。

集市入口的地方是几个理发的小摊子,那时候理发店很少,大都是这些散在各村的剃头的(理发师)逢集的时候摆摊,一个水桶,一个烧热水的炉子架着温热的水,再有一个盆架一只盆,身边再摆上一条大板凳这就算是“理发店”了。他们背集(乡下是隔一天逢集)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承包了我们整个童年理发的剃头师傅活氏也在那里,如果一看到我他就会呲着牙笑,跟我打招呼。(参见《剃头》一文)

腊月集最多的自然就是跟年有关的东西,往前走到丁字街口的几十米里就有很多家卖春联、香蜡纸炮的——我们小孩子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

丁字路口中间有两个小摊子,一个是卖烧饼的,一个是卖卷馍的,总是有很多小孩子拉着大人围在旁边。有的孩子想吃烧饼,就问大人要钱,有的大人会给孩子买上几个烧饼,有的则一边扯着孩子一边走:“饭都不好好吃,净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买烧饼的小孩子自然喜笑颜开,被拉走的孩子则一边嗷嗷一边不舍地勾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饼摊,卖烧饼的师傅则永远低着头不急不慢笑呵呵地打着自己的烧饼。

打烧饼

我们把做烧饼叫做打烧饼。醒好的一大团面就堆在案板上,用白布盖着,案板边上是一个大大的铁皮桶炉子。打烧饼的师傅从面团上揪下一小团面髻子,捏点葱馅卷在面髻里提香,拿小面杖在满是面粉的案板上把面髻碾得薄厚均匀,撒些芝麻压实,俩手蘸些油,把面片放手上来回颠几下,瞅准时机,猫腰伸手往炉壁上一贴,“啪嗒”一下烧饼就被钉在了炉壁上,在滚热的大炉子里被红彤彤的炭炙烤着。然后打烧饼的师傅又接着做下一张饼了。烤好的烧饼就摆在炉沿上,任食客挑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烧饼都是一块钱5个,比成年男人的巴掌要大些,不是很厚,但是撒了很多芝麻,很香很酥。烧饼摊还有一罐仿佛永远都蘸不完的“蜂蜜水”,小孩子们拿着几张刚出炉的烧饼,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把蜂蜜水刷在烧饼上。

往前走几步,路北边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翁。老翁怀里抱着一根比他高一些的大竹竿,竹竿上面用麻袋紧紧包裹着的稻草捆子,捆子上一圈一圈地扎着红灿灿的糖葫芦。老翁沙哑地喊着:“糖葫芦嘞,冰糖葫芦!”他总是把糖字和最后一个字拖老长的音。那时候在老家,能见到山楂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炖肉的大料里会有山楂片,我始终记得从厨房里的大料里偷山楂干,一个人躲起来,小心翼翼地从手心拿出混了八角桂皮香味的山楂干塞进嘴里,含了好久,等山楂干软了一点就用牙齿一点一点地铲下,细细地咀嚼,馋得口水直流,还有一处就是被高高地扎在这里的糖葫芦。每个孩子见到糖葫芦的时候,心里仿佛都激活了一头西班牙斗牛,毕竟烧饼常年有,糖葫芦似乎只有这一季。最早的时候糖葫芦几乎全是山楂的,最下面扎着几颗苹果的。后来又有了橘子的、葡萄的、草莓的,这些年又见过更多种类的,我还是最喜欢最原始的山楂的,不剖开不去籽的那种。

糖葫芦

卖糖葫芦的老翁对面是当时唯一的一家澡堂子,如果这个点来洗澡基本上就是下面疙瘩了,所以泡澡的话一般要在鸡不叫就起床。浴池门前是一个很大的水果摊,她家水果种类还比较齐全,各种品类的苹果、酥梨、橘子,还有那时候老家不太常见的香蕉、葡萄、提子都有。我小时候吃的水果 80% 以上都是她家的,以至于老板娘经常开玩笑叫我“这儿子”,“这儿子天天笑咪兮兮的!”“这儿子长这么快!”,我是极不愿意的,给我拿水果吃我都不愿意的——总觉得像是说“这孙子”。

还有些小买卖是要走着卖的,当然,刚才讲的卖糖葫芦的老翁偶尔也会扛着糖葫芦在街上走来走去吆喝着。卖灶爷的老妪会把厚厚的一沓印着灶爷灶奶的花花绿绿的纸搭在左胳膊上,紧紧抱在胸前,慢悠悠地在人群中挤着往前走。请灶爷,是过小年的习俗,我们叫“祭灶”,但是在我们老家,只有几个姓氏的才过祭灶,我家的姓氏并不在列,所以从小我们就没过祭灶,更不用讲请送灶爷了。

灶爷-灶马爷
灶爷上天述职骑的是灶马,灶马顶着马的名头,却不是马,而是一种昆虫,像短翅膀的蟋蟀,身子两厘米长,但是触须往往比身子要长很多,后腿弹跳能力很强,所以有卖灶爷像的,也有卖灶马的,因为我家不过祭灶,不需要请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在近前仔细观察过这种物件。大概是一种半拃长的似马非马似虫非虫的用旧报纸做的纸扎吧,也是挂在竹竿上,由一个少年扛在肩上挑起来卖。

往前走,有一条小沟横过街道,一座基本上与路面平齐的“桥”,我们叫“天桥”——或许这里曾经是天桥吧。路北面的天桥边是一家卖猪肉的,肥头大耳的大叔,常年穿着一条深蓝色油兮兮的罩衣,肥厚的大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尖头屠刀,油腻腻的案子上还放着一把大砍刀、一把像大锥子一样的工具,还有其他的几种类型的刀具。他身后挂着几扇猪肉,和一串猪下水,案子下面有时还会有一盆猪血。他笑眯眯地看着过往的人群,无论是谁来他都会说:“今天刚杀的猪,我给你挑一块最好的,你看,你看这块多好!”

往前走一点,路南边是一家摆摊卖蔬菜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红的绿的辣椒、西红柿,嫩黄的蒜黄、韭黄,翠绿水灵的芹菜,翠白相映的香葱、蒜苗,嫩绿的西葫芦,清甜的翠萝卜、藕节,还有成堆成堆的大白菜、菠菜、香菜,成捆成捆的豆角、蒜苔都满满地摆一地给人挑选。我只记得那家老太太异常肥硕,花白的头发,大大的脑袋,眼睛眯缝着,两腮的肉耷拉着,乳房鼓囊囊地垂到肚子上,肚子上的肉又都搭在坐着的大腿上,快赶上我腰粗的大腿紧绷绷地撑着裤子,好像肥肉随时能嘣出来一样。她永远坐在一堆菜后面的很小的矮板凳上,只有偶尔够不到人家递过来的菜她才一只手按在地上,身子往前倾一倾把菜连塑料袋往这边拉拉,然后坐在小板凳上称重——当然,有时候她干脆就坐在地上,或者铺在地上摆蔬菜的蛇皮袋上。至于她身边同样很忙活的男人是他丈夫还是儿子什么的我早都不记得了,因为小孩子才不关心买了哪些蔬菜,有肉有甜才是过年呐。

卖蔬菜的摊子斜对过是一个卖酵子的。酵子是用煮熟的江米拌酒酵在一定的温度下持续发酵得到的,有的地方或许叫做米酒吧?卖酵子的老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两个竹篮筐,这竹篮筐一看就觉得是专门用来放酵子盆的——长长的一条街就他有这篮子。篮把细长,那时候感觉有我那么高,篮筐下面还有四个瘦高的小腿。“打”这个字很有意思,用的次数也很频繁,除了上面讲的打烧饼,还有这里的“打酵子”,此外还有打醋、打酒、打酱油等。你跟老翁讲:“打5毛钱的酵子。”他就一边应着,一边从旁边竹篮筐里拿过一个小碗,套上最便宜最原始最薄的那种塑料袋,然后半掀开盖在酵子盆上的用秫葶(高粱秸秆)纳的盖子,用一片锃亮的不锈钢片沿着之前刮过的酵子边上再一片片地片下差不多五厘米见方一厘米厚的酵子,片几块舀点酵子水就盖上盖子,然后买酵子的就会喊着:“再给点,再给点。”他就一边系袋子一边努着嘴摇着头:“够了,够了,不亏你的。”他旁边的那个框里还有一些比乒乓球小不了多少的小曲子,有的地方叫做酒曲或者酒母。

酵子

家里年底一般都会做一盆酵子,年下用来配合蜜枣葡萄干做甜汤。大概就是蒸了一锅江米,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酒曲粉末撒进去,然后放在一个温度较高的地方,比如在大锅里烧一锅热水,然后把酵子盆放在锅里盖上锅盖,或者把酵子盆盖着盖子放在有电热毯的被子里。这些我是不关心的,我只知道酵子好的时候,趁妈妈不注意,拿勺子挖一大勺连着米酒倒进嘴里,甜丝丝冰凉凉的,还有米酒特殊的香味。我总以为就像大料袋子里的山楂干一样,妈妈不会发现我偷吃了。有次妈妈问我:“你又偷吃酵子了吧?”我当然矢口否认,妈妈就一边笑着一边说:“你以为我心里没数么?”

总是在街中间我会遇到扛着竹竿架子卖风车、小灯笼的老翁,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把各种亮闪闪的彩色的塑料纸折成的花花绿绿的风车,钉在一拃长的秫葶上(高粱秸秆)。老翁怀里紧紧抱着一根一人多高的大毛竹,毛竹从齐胸高的地方钉几排长长的横竖交叉的竹片。花花绿绿的风车就钉在这些竹片上,风吹过时,那么大一片风车齐整整地哗啦啦地转着,莎莎地唱着,风车下面挂着一排小灯笼也跟着左摇右晃。偶尔没风时,老翁也取下一只风车拿在手里缓缓地来回摇着,让风车转起来。我总以为老翁和卖灶马的少年,和卖灶爷像的老妪是一家的——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迷了。

风车

篮筐满了,麻袋也满了,小孩子的手里攥着的糖葫芦或者烧饼也快吃完了,女人挎着篮筐扯着孩子,男人扛着麻袋,或者小孩子紧紧拽着抽不开手的大人的衣角回家去,集市渐渐地远去,人声渐渐地远去,家越来越近,新年越来越近。

剃头

剃头

镇子上的老街上有个理发店,店头的招牌是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