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湾,之前

台湾 banner

时间:3 月 7 号
地点:阜南
天气:雾,阴,偶有小雨


清晨,乡下冰凉的空气从门缝中钻进来,趴在我的床边。喜鹊、八哥、麻雀们在我的梦中唧唧喳喳欢快地鸣叫着。我装作睡得很沉,因为我知道昨晚我定的闹钟是 6 点半。

妈妈轻轻地推开了门,趁着门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晨光帮我收拾东西——每次回家都像是来掠夺资源的,把家里最好吃的都带上。

一会儿,爸爸在院子里问我:“还不起来么?”

我“呓语”道:“等会儿。”

又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在院子里问我:“还不起来么?”

我翻了个身,“呓语”道:“不起。”

……

如此反复大概 5 次吧,我说:“起来了!”

我是真的起来了,因为昨晚爷爷就打电话:“明早一起来咱们就去,咱也别在家吃了,路上吃点东西就算了。”所以我定了 6 点半的闹钟,此时不能再拖拉了,爷爷是个急性子的人。

果然当我如厕回来刷牙洗脸时,爷爷就已经抱着几件厚衣服来了:“这几件厚的现在穿不到了,你回头有时间给我洗了。”爷爷一边对妈妈说着话,一边往里屋走去。取了几件薄点的衣服就去南屋了。

等我收拾妥当,提着沉甸甸的“行李”走到爷爷家时,他正在往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清点材料,清点完对我说:“把车子推出去。”我把车子推出去后,很快爷爷就出来了,他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一条黑色的裤子,青灰色的衬衫外套着很整洁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丝丝分明。

爷爷一边走一边扣着中山装的扣子:“我带你,你带我?我带你吧?”

我把摩托车扎在路边,说:“我带你也行,但是好长时间没骑过摩托了。”

“那还是我带你吧,哎对了,我得给老田打个电话,他说他也去。”

我提着行李包站在旁边,看爷爷给老田打电话:“喂,走啊,可去了?不去?不去算了!”爷爷很干脆地就把电话挂断塞进口袋,蹬起车腿,跨到车座上——快 80 岁的人了,性子急,嗓门大,尤其打电话的时候嗓门更大,他自己听力不比前些年,也怕别人听不清。

“哦对了,你给你大爸打个电话,跟他讲咱不在家吃了。”我打完电话,也迈上车后座,一手提着行李包,一手紧握着爷爷沏满茶的茶杯。随着这辆旧摩托“突突”沉闷的声音,我们向雾的深处前行。

我们准备在街上吃个早饭再继续前行,早餐店就在小舅家旁边,所以自然而然碰到小舅,当时小舅一边在吃包子一边笑道:“你们骑摩托车啥时候能到 台湾 ?”我说:“还早呢,今天办证件,还得一个月才能去。”

吃过早饭,我们继续沿着大路前行。薄雾未尽,天气也阴沉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子渐渐也多了起来——但路上依旧显得空旷。爷爷很稳当,当然也比较慢速地骑着摩托,我在后座坐着,一会儿随他聊几句。就像很多年以来,爷爷有时候也会骑着摩托把我送上去合肥或者去阜阳的汽车——我几乎不会拒绝他载我出门的要求,我狭隘地想老人或许也很享受通过这些零零总总的小事儿来体现对儿孙的关怀,和“不服老”。我也会在转弯或者坑洼的路面垂下双腿来保持平衡或者预防“意外”。爷爷的脑油比较大,所以头发总有一种油乎乎的味道,我在后座总会闻得清清白白,但我并不觉得很刺鼻或者厌烦,因为我知道,或许多年以后,这是我回忆起他除了照片所能感受到的唯一的印记了。车子在平坦的大路上平稳地前行,爷爷一会儿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挺直腰板——他本身腰板也算挺直,或许看起来比我还挺直。

到了阜南,还不到 8 点 20 分,天空零星下着些雨滴。爷爷把车子扎在小姑妈家的楼下,我上楼放下行李顺便拿了一把伞。我们很快到了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当时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没到齐,一个姑娘告知我们到另一处采像。我和爷爷一道,出了公安局右转走了 200 多米,找到了那个采像点——在一个家纺店的二楼,上去要从一个狭窄且颇陡的楼梯。好歹,爷爷抓着扶手和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爷爷说:“平路我还行,就是这上下坡脚上没劲!”

采完像再费劲地下楼,回到公安局,先前在我们后面采像的青年人已经在填表了。轮到我们时,爷爷忽然找不到旅行社的名片了——通行证及签注要寄到旅行社,我赶紧去旅行社要地址信息去了。等我回来,管理处的办公桌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队。我们修改了邮寄地址,签了名,缴了费(“不收现金,只能刷卡”很多人都颇有微辞,我也觉得这一项很不人性化。)就又去了旅行社进行了相关的咨询,我拿了复印的路线图和行程表。

旅行社要求先缴 2000 块钱的定金订机票,爷爷取出存折告诉我密码,让我去取,我说要不先去小姑妈那取,等一会儿回去我去取了钱再还她,爷爷不同意,说:“麻烦那一趟干啥。”我拿着抄了密码的复印纸出门了。去取钱的路上正好要经过东哥的零食店,小姑妈就在那上班。我经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门口拣枣子,中间纸箱里放着半箱红干枣,好的枣子被拣到她右边的布袋里,坏的扔到左边的垃圾桶里。

我喊了一句:“小姑!”

她抬起头:“你干啥去?”

“旅行社要缴定金,俺爷把折子给我让我去取。”

“从我这先拿吧,说好了兑钱的。正好取了两千块钱准备给王森看牙。”说着她转身进店了,我也跟着进去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叠钱,数了数正好 20 张,我包在了复印纸里就又折回了旅行社。却只看见爷爷的小包在高脚椅上放着,人却不在,我问了前台,前台告诉我:“他去旁边巷子上厕所了!”我赶紧出门,这条路我门儿清,除了前边网吧有厕所,哪还有能方便如厕的地方,果然我朝网吧的方向看去,虽然被一辆车子挡住了半个身子,我还是一眼认出来他——他背着双手,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不时左右看看。我赶紧跑上去,告诉他前面走两步就是网吧,有厕所,但是在楼上——这时候就是在山上也得去啊!万幸的是厕所在一二楼之间楼梯拐角,遗憾的是俩厕所只有一个能用,还有人在里面。我扶着爷爷颤颤巍巍地到厕所门前,爷爷焦急的推了几下门。

里面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有人!”

我说:“哥们儿快点啊!老爷子等着上厕所!”

刚说完,爷爷又推了几下门。里面的小伙子应承道:“好好,快了!唉,人有三急,都急,别着急啊!”

这时候爷爷手机响了,爷爷接通电话:“你是个骗子!”我一愣:“早上的老田?也不至于发这脾气啊?谁呢?”爷爷又说了几句:“骗子!你是骗子!你昨天给我打过电话了!”我更疑惑了。爷爷很生气地挂了电话,跟我讲:“说是我外甥,遇到事儿了要我给他打钱!骗我?!”说着又推了几下门,里面小伙子很不耐烦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紧接着,门锁一开,爷爷跨了进去,我也跟了进去。这个厕所很小,所以刚好把那哥们儿堵在了门后面,他一边扣皮带一边嘟嘟着:“这年头骗子多,专骗老年人!”然后爷爷一边小解,一边跟我们讲他去年遇到的一桩电话诈骗的经过。出了厕所,我扶着爷爷下楼,那小伙子跟在后面一边听爷爷讲“智斗”骗子“外甥”的故事,一边敷衍着:“对,对,你可多注意!”等到了楼下,小伙子像是脱了缰的小马驹一样“噌”地从旁边大步流星地走了,我想小伙子还真是个好人,换了更不耐烦的说不定早抱怨了,最起码他很尊敬老人,或许他家里也有这么一个老人。

再次回到旅行社,前台点了钱,留了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要了照片——正好刚才还剩两张,我取出一张爷爷的照片,把剩余的一张封在塑料袋里准备还给爷爷,爷爷说说:“你留着吧,我还有很多!”

一切妥当后,我们回到了零食店,爷爷则继续往前走去奶粉店了。小姑妈把剩下的一些红枣拣完,把坏的枣子倒进垃圾桶,我把好的那一布袋拎进了店里。闲聊了几句,我去车站买到合肥的汽车票,然后折回一小(学校)等小妹小弟放学。等我们都到小姑妈楼下时,爷爷已经早在3楼等着我们回来,他手里提着一瓶从奶粉店领的亚麻籽油——他说还有好几瓶没领。

吃过午饭,爷爷执意回家,他一个人下楼骑了摩托回家去了。其实,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很担心他,只是只有他好像很不在乎,他经常一个人骑摩托上街,来阜南或者到其他地方。等合肥的汽车刚出车站,爷爷电话打来了:“你走了么?我早到家了!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很多时候,我很想和爷爷聊聊天,过节的时候我更想给他打个电话,但是每次我都能预料的那几句话,略显尴尬。奶奶去世的那天,我就陪在爷爷的床边,爷爷一直没说话,中间小姑父过来说过一些安慰他的话。小姑父出去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宽慰他——任何宽慰这个时候都尽显苍白。终于噩耗传来时,他努力保持“镇定”,给一些人打电话报丧,我在旁边听着;他“指挥”子女和来帮忙的亲朋给我奶奶安排后事,我在旁边听着;他和前来吊唁的人说话,我在旁边听着。他的“坚强”让我十分感动和敬佩,但是我也从中听出了一种让人心疼的孤单。或许他有生之年看不到我“出息”了——更或许我会一直“没出息”,但是我想多陪他一些时间,让我记住那蹒跚的步履和花白的头发,以及让他也让我感受那些让人不易察觉的亲情。所以当过年的时候,大姑妈提议让爷爷去台湾转转时,我立即举手:“你们出钱,我出人!我陪他!”

关于《爷爷,在台湾》系列正在更新中:请点此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